1906年，闽浙总督端方参观柏林博物馆时，发现一座石碑很特别。他走近一瞧，惊得目瞪口呆，急问馆长此物从何而来？
石碑刻满汉字，碑文记录的是十六国时期高昌北凉国君沮渠安周崇佛建寺的始末，名为"高昌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"。端方一生走遍各地搜访金石，这样的北凉遗碑，生平头一回见。
然而眼前这块宝贝，偏偏立在德国柏林博物馆的角落里。
馆长告诉端方，1882年有人在高昌故城一座古寺遗址中挖出此碑。
1902年，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率队赴新疆考察，见到石碑后高价购入，趁清廷无暇顾及文物之机，连同另外四十六箱珍宝一并运出境外。途中因保存不当，石碑从底座断为两截。
端方站在那里，一时无言。格伦威德尔不过一介考古学家，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中国文物带走，清廷连追讨的底气都没有。这不怪格伦威德尔胆子大，只怪朝廷积弱至此。
事实上，端方出现在柏林，本身就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。
1905年，清廷在袁世凯、张之洞等人的联名奏请下废除科举，同年又决定派五位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，预备仿照西方制定宪法。端方正是五人之一。
出发前，慈禧太后专门召见端方，问道："新政已行了几年，你看还有什么该办而未办的？"端方答："尚未立宪。"慈禧又问立宪有何好处，端方说："立宪之后，皇位可以世袭罔替。"
此言正中慈禧心思，端方因此颇受器重。
然而五大臣启程之日，险些葬送于一颗炸弹。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火车站以自杀式炸弹行刺，当场牺牲，徐世昌、绍英两名大臣受伤，使团被迫推迟数月出发。
吴樾以一死换来天下震动，也让清廷意识到改革的压力已无法回避。
1905年底，端方与戴鸿慈秘密出发，历访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十国，于次年八月回国。正是这趟考察之旅，让端方在柏林博物馆遇见了那块流落异乡的石碑。
带着这样的心情，端方向馆长提出为石碑拓印，馆长以石碑年久且已断裂为由拒绝。端方亮出闽浙总督的身份，好说歹说，终于打动了馆长。不料拓印途中，厨师用力过猛，竟将碑文局部敲坏，馆长当即勃然大怒，叫停拓印并驱逐了端方一行。
端方最终只带走一份完整拓片和一份残本，黯然离开。
回国后的端方，仕途到达了顶点。1908年底，光绪与慈禧相继离世，摄政王载沣执政，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位极人臣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端方奉命督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，却因在出殡途中命人以相机拍摄现场、惊扰了隆裕皇太后的仪驾，随即遭到御史弹劾，被摘去一切官职。
一个被《申报》称为"满人翘楚"的封疆大吏，就这样因为一台相机跌落云端。
被罢官赋闲两年后，1911年，端方再度被起用，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。彼时清廷强行将民间集资修建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，激起四川、湖南、湖北各地保路运动。
9月7日，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对和平请愿的民众开枪，造成数十人死亡，史称成都血案。局势彻底失控，朝廷急命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。
端方带兵行至资州，11月27日，所率新军哗变。端方试图向众人散发印有"陶方"字样的名片，自称祖先本姓陶，系浙江会稽汉人，入旗不过四代。这番话没有换来任何转机。
端方与其弟端锦，被第三十一标左营管带刘怡凤杀死于资中禹王宫。
那份从柏林带回的拓片，端方生前精心裱装成轴，广邀名流题记。端方身故之后，家族因经济困顿，将两份拓片相继转让。石碑本身则在二战中化为灰烬，再无踪迹。
而那件拓片，几经辗转，最终由收藏者李氏家族捐献给国家博物馆，成为孤品，留存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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