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，万里去广州视察，对任仲夷说：北京议论纷纷，广州街头的风气得管管了！
任仲夷听完，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：这些小事，随他去吧！
就这一句话，把一位中央领导顶了回去。
一个省委书记，底气从哪儿来，他心里又在打什么算盘？
万里带来北京的意见
1981年4月，万里到广州视察，主要任务是了解港口疏浚工程的推进情况。港口是广州对外贸易的咽喉，关系到出口量和外汇收入，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的进度。
港口的事谈完，万里跟任仲夷说起了广州街头的情况。
那段时间广州街头确实在变，年轻人穿上了裤腿宽大的喇叭裤，头发烫出卷来，女的脚下踩着高跟鞋，这些东西在北京引发了不少议论。
万里把北京那边的意见带到了广州，告诉任仲夷：这些风气需要注意，省委应该管一管！
任仲夷听完，语气平稳，没有马上表示认同，只说了一个意思：省委的精力得放在大事上，年轻人穿什么、留什么发型，这类生活上的小节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
这几句话把这个话题收了尾。万里离开广州以后，任仲夷没有在省内部署任何整改行动，也没有发出任何针对穿着打扮的文件。
广州街头的喇叭裤和烫发没有被叫停，高跟鞋继续在街上走，街头的变化按照自己的节奏往下走。
不久，广东省委内部专门开会讨论了街头出现的这些新现象。
任仲夷在会上把中央给广东的政策重新梳理了一遍，讲清楚广东先行一步的定位，讲清楚经济活跃以后生活方式必然走向多元，这是发展带出来的结果，不是需要压制的问题。省委没有形成任何限制性决议，广州的街头就继续自己的变化。
这件事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逻辑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央给了广东特殊政策，允许广东先走，先试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任仲夷对生活方式问题的处理，不是管理上的疏漏，而是有意识的选择。
省委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推进上，其他方向上留出空间让它自行发展，这是他对"先行一步"的具体理解。
罗文那台演唱会
1981年夏天，广州办了一台不寻常的演唱会，香港歌手罗文来内地开唱，这是内地头一回接待港台歌手公开演出。
消息提前传出去，广州的年轻人等了很久，演唱会那天场子坐得满满当当，反响热烈。
演唱会结束没几天，各地报纸陆续登出批评文章。
文章的调子高度一致，说罗文的台风活泼过头，在台上走来走去，动作夸张，带着明显的资产阶级腐朽气息，并且矛头对准广东省委，暗示这类演出能在广州公开举办，是省委把关不严的结果。批评文章越积越多，广东省委承受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。
任仲夷在省委内部会议上把这个事正面回应了。他说得很直接：省委的职责是管内容，不是管形式。
歌手站在台上唱还是边走边唱，是省委需要出面干涉的事吗？
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，歌词内容健康，不宣扬有害的东西，就过关。他把定性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，外面的批评声找不到落脚点，时间一拖，渐渐散了。
罗文演唱会的风波平息以后，广州的演出市场宽松了许多。
港台歌曲录在磁带上，街头的小摊子开始卖，年轻人买回去在家里放，这个现象在国内其他城市几乎见不到。
文艺演出的形式也跟着松动，一些新的舞台风格开始出现，广州走在内地前头，与外界的文化联系越来越紧。
广州本地报纸的报道方向也做了调整，开始用更多篇幅写两地文化交流对城市活力的贡献，淡化争议，突出开放带来的收益。
霍英东的那顿饭
1982年秋天，广州沙面岛多了一栋新楼，直面珠江，气派得很。
这是香港商人霍英东出资建的白天鹅宾馆，按五星级标准建造，是内地头一家这个规格的酒店。消息传开，广州市民好奇心大得很，试营业期间每天涌入很多人。
可问题也跟着来了。有市民穿着拖鞋进大堂，有人顺手把桌上的摆件揣进口袋，服务员跟着跑前跑后也管不住。
酒店管理方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在门口贴告示，规定衣冠整齐才能入内。这一条规定落地，外面的议论炸开了。
有人说五星级酒店嫌弃自己本地人，有人说这里头有崇洋媚外的意思，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，压力全压在霍英东身上。
霍英东扛不住，托人带话，请任仲夷吃饭。任仲夷没有推辞，约了省里和广州市的几个相关负责人一块儿赴约。
饭桌上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，没有留下文字记录，外人无从得知。
但饭后任仲夷多做了一个动作，带着随行人员走进宾馆大厅，把里面转了一圈，当着大家的面说：这个项目办得不错，值得支持！
这句话说出来，性质就定了。广州的报纸随后调整了口径，批评的文章不见了，换成了正面报道，重点写霍英东投资兴建酒店对广州经济的带动效果，写白天鹅宾馆对港商来粤投资的示范意义。舆论风向转得干脆，没有拖泥带水。
1983年2月6日，白天鹅宾馆正式挂牌开业。杨尚昆出席了当天的剪彩仪式，规格不低。
任仲夷本人没有出现在开业现场，但宾馆从立项到开业，审批环节卡得最死的那几道手续，是他提前出面协调打通的。没有这一关，开业的日子根本定不下来。
宾馆开起来以后，广州的酒店市场跟着动起来。其他几家港资酒店陆续拿到批文动工，就业岗位多了，周边餐饮和零售跟着受益。
1985年，内地公布首批五星级酒店名单，广州拿下了多数席位。这个结果从那顿饭后开始积累，一步步走到那里。
慢一步还是快两步
1981年下半年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，主题是研究全国经济调整。开会期间，各地负责人讨论了调整的节奏和幅度，总基调是放慢速度，稳住经济。
任仲夷参加会议以后返回广州，在省委大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。传达完，他加了一句自己的判断：全国调整步伐如果说要慢两步，广东只能慢一步！这句话不在任何中央文件里，是他自己站出来说的。
在场的干部们听完，心里有了底。那个年代广东干部承受的压力很大，既要往前走，又怕走偏被追责，任仲夷这句话给了一个明确的方向，大家知道该怎么干了。
那段时间广东各条线同时推进。深圳特区调入了一批骨干干部，负责推进特区的各项建设工作；广州港口疏浚工程按计划推进，吞吐能力在稳步提升；农村包产到户的试点在几个县铺开，农民的干劲明显上来了；一批外资工厂拿到批文，建设和投产工作陆续启动，工人有了新的就业机会。
这些事情摆在一起，工作量非常大。任仲夷的做法始终是抓住重点，放开次要的。
街头风气怎么变、演唱会怎么办、外国宾馆来不来，这类事情他归为次要，处理的方式都是尽量少干预，保住方向不跑偏就行，不在这上头耗精力。
这种做法在当时并非没有风险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各地的尺度标准不统一，广东走得比其他省份靠前，承受的外部审视自然更多。
任仲夷选择顶住，背后的原因是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足够清晰，也对广东自身的条件有判断，知道哪些事可以往前推，哪些边界不能碰。
1985年内地首批五星级酒店名单出来，广州占了多数席位，这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结果。
从1981年万里提出要管管广州风气那一刻算起，任仲夷一路顶住各种声音，把注意力牢牢放在经济推进上，那些在北京看来需要出手管管的小事，他一件都没管，广东反而走得越来越稳，越来越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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